第三百二拾四章 永不过时的激情燃烧岁月
在主位面21世纪，人们忙着挣钱、心灵空虚、信仰缺失，不正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最好注解和思索？
第一目标位面，炎黄大陆，上海市崇明岛。
由于有王凡提供的大量粮食，整个炎黄大陆的食品供给是绝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王凡不是神，他带来的，多是不易腐坏的大米、面粉等。对于保鲜度很差的蔬菜就只能靠各地省市自己想办法了。
由于上海刚刚解放不久，不论是蔬菜种植面积还是蔬菜种植种类都非常少，所以很多上海百姓在菜品可选择余地上非常小。所以不同于主位面那年月的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在第一目标位面“生活”的更好，更有滋有味，上海区委区政府同样做出了向大海要田地的口号和行动，于是崇明岛的围垦行动提前十几年开始了。
1944年的崇明岛，面积大约600多平方公里，大小只有2014年崇明岛1200多平方公里的一半左右。和主位面历史一样，同样的一片荒芜、芦苇遍地。但不一样的是，此次参加会战的人数只有7000多人，并且没有举着红旗、拎着脸盆、排着整齐的长队缓缓走来。他们大多数人坐着卡车赶到现场。几百名具备驾驶经验的驾驶员，开着经过运输船运抵的拖拉机、挖掘机、犁地机、压路机、车载发电机、混凝土搅拌机等过来。随同这些设备一起抵达的，是二十万多吨沙石、沥青，还有数百间活动板房，短短一周时间内，遍布岛上23处工程营地就初具规模。每个工地都装备了饮用水净化机，建起了统一食堂、澡堂，配备了至少一名懂得医疗急救知识的卫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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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诸多阶层和团体，遵纪守法的同时，按照各自的想法，悠闲享受着自己的小日子和生活时，上海的崇明岛却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运动大围垦。
主位面许多人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一系列决策失误，新炎黄共和国的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简单来说，就是粮食不够吃，开始饿死人了。因而当时炎黄中央要求各地“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可对于那时候的工业城市上海来说，柏油马路上种不出粮食，但解决数百万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又是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所以那年月，上海刚刚造出了新炎黄共和国第一条万吨巨轮“东风号”后，它的一次航行任务不是远航访问，而是立刻前往青岛和津海抢运大白菜，以供应嗷嗷待哺的上海市场。
当时的上海政府，为了解决60年代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问题，克服上海人多地少的客观现实，决定向大海要土地，向荒滩要土地。整个上海前后动员十几万人开垦崇明岛、南汇、宝山、奉贤等地的滩涂荒地，从而增加了整个上海农副产品的供给量。当时虽然穷虽然苦，可怀揣崭新梦想的炎黄国人，身上好似有使不完的力气和永远充满激情。他们在奉献自我以强大国家的激情燃烧岁月中，仅自愿报名参加去崇明岛的人数就超过数万，这里面有机关干部、教师、工人、学生、店员和社会青年。
报名人中，有些人不满16岁，有些人自己孩子生下来还没满月，可没有人抱怨，每个人背着背包，拎着装脸盆的网袋就出发了。当时崇明岛上一无所有，全体围垦成员就砍芦苇，用它当建房的材料、编吃饭的桌子、搭睡觉的窝棚。没有床，就把芦苇铺厚点，并且常常是600多人一起侧身睡大通铺。
“不打无准备之仗！”上海市委书记陈yi同志（兼），在批示同意崇明岛围垦工程时，特意强调道。
“我们既要干好，又要保证质量及工程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唐伟（王凡伪装）每次开会，总会特别强调：“提前完工没有任何意义，既然通过科学方法测算出了工期，就要把侧重点由赶工期、抢工期转移到提升建筑质量上来。做百年工程！一个福泽后代的精品工程，意义上远大于数个豆腐渣工程！”
“凡是质量问题引起的资源浪费，工程总负责人将承担首要责任，即使当时未发现，十几年后发现，也将追责！”
“要质量不要数量，保民生重于乌纱！”
“凡赶工期引起的质量问题，该抓人抓人，该判刑判刑！”
要知道开垦是个极其费体力的活，按理说应该吃的稍微好点。可是炎黄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那年月，哪还有多余的物资可用？连东三省这个号称炎黄粮仓的地方都饿死人了！所以即使围垦的工作再辛苦，政府也没有能力增加哪怕一丝一毫的口粮供给。并且由于许多人离开家时，随身只带了粮票，而把菜票、肉票等留给家里其他人，所以围垦几个月下来，患浮肿病的人占到了整个围垦会战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六十。
“白天我开拖拉机，晚上有时也要开，嘴巴干的不得了，就到沟里面去捧水喝，第二天早上一看，这水沟里全是蛆，看后我就恶心，就后悔，自己怎么就把这么脏的水全喝下去了。那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一意干围垦的，工作是拼命的，确实是拼命地。”
“全靠一根扁担，两个肩膀，一副泥筐，一担一担烂泥挑上去，拼了命的做啊。冬天里，冰天雪地照样做，在淤泥里穿鞋不好走，我们就打赤脚，我们真是艰苦，确实是艰苦。”
“我记得有一个叫李东如的人，是哪个区的区委书记，还有一个姓周的区长，跳到河里，那时候什么天啊，多冷啊，把水堵住，再用烂泥把草包推下去，去填那个缺口，让大坝合拢。那时候我也跳到冰冷的水里，人就这样精神啊。很多领导干部，真的是冲锋在前。我就觉得，那个地方、那个年代，体现出来一种党的力量，党员模范的力量，领导干部的力量，真的是感动人啊。”
20世纪末期，这些已经逝去青春年华的老人们，回忆当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仍然激动万分、慷慨不已。对于他们来说，50、60年代的那种奉献、那种付出是一种情结、一种符号、一种精神，是现今许多年轻一代无法理解和整个社会最最缺少的。后世诸多专家学者，在研究红党历史时，经常抓着某一个大人物某个片段大书特书，可是对于当时众多普通百姓的生活工作，却少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