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谋其实没有什么背景，真正有背景的人，反倒站在后面，观风望色。
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倭仁，以自己同为“弘德殿行走”，有瓜田李下之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掌都察院的新任左都御史潘祖荫，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支持醇王；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诸公请自行其事”。
所以，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反对派就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大树可以依靠，行动起来，自然犹犹豫豫，瞻前顾后。
等见到朝廷的疾声厉色，清楚再做仗马之鸣的后果，便偃旗息鼓了。
这一关，关卓凡过的意料之外的轻松。
关卓凡认真分析，认为除了自己事先的种种布局和事后的凌厉态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美国平叛大捷，这个时候，也即1865年前后，本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和原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原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失败者的心态；本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半个胜利者的心态。
关卓凡以为，原时空的排外，除了观念的守旧，很大程度类于生物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失败者的自我本能防护。
因为恐惧而抗拒，自我切断和外界的沟通、交流，以自我想象和强化出来的优越感，维持本体平衡，构筑防护罩，以使自我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套中人”，其谓也。
或者叫：“排异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