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几名外交部最后安插进来的成员之外，能够进团的代表，都明确的知道，他们能来是因为杨锐的缘故。
当然，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杨锐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也分得清轻重。
8年代的中国人，才不在乎头等舱或者豪华酒店呢，他们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出国，是不是有人包吃住。至于追求好的条件，那已经是2世纪以后的事了。
“大家向我聚拢。”秦修成神情紧张的举着旗子，并用中文喊道：“基本事项，我之前已经都过了，我现在再强调三点。第一，不允许独自行动，哪怕是去上厕所，也必须和同组成员商量以后，两个人以上共同行动。第二，请大家看好自己一个组的成员，如果有人擅离，是一个组都要受处分的。第三，大家要保管好随身物品，尤其是护照，丢失护照是很麻烦的，比丢钱还要麻烦。现在大家跟我读几个简单的瑞典语……”
五十几名中国人，穿着出国前集体做出来的西装，站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的到达大厅，一起用笨拙的舌头“你好”，“对不起”，“……在哪里”，“多少钱”……，现代化的机场带给杨锐的抽离感，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果然还是习惯的味道啊。”杨锐有点想笑，又有点开心，预想中的尴尬是一丝一毫都没有的。
又何必尴尬呢。
这不过是中国在快的变化中，所经历的一段有趣的时光罢了。
就像是少年成长之际，突然面临的变声期。
是有点奇怪，有时候还会令人想笑，但是，并没有什么好尴尬的。
竭尽所能的融入世界，竭尽所能的讨好别人，竭尽所能的适应他人，这其实并不是中华民族的秉性。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很固执的国家，也是一个很固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