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兰花劫指 二

梁武帝接着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祖师回答说：“廓然无圣。”

梁武帝最后问：“对朕者谁？”

达摩祖师回答说：“不识。”

当时大乘佛法尤其禅宗刚刚萌芽，要能领略达摩祖师的奥义，确实非常困难。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梁武帝是草包，因为就算到了今天，大乘佛法在中国经过一千来年的发展，又有几人能真懂得什么是圣谛第一义呢？又有几人实证了圣谛第一义呢？

那在佛门中人看来梁武帝造诣如何呢？应该讲他自己严持戒律，佛学素养也是非常不错的，曾亲自讲过涅槃经并做注解。涅槃经义理深，内容广，能为它做注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需要很深的佛学底蕴。他能和三大士同一时代，而且互有关联，应非偶然。任何教法的兴盛都离不开统治者的扶持。梁代的佛教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实有赖于梁武帝。他就好比印度的阿育王，对推广佛教不遗余力。至于他对佛性的领悟，客观讲理上是应该懂的，只是事上尚未实证。这也难怪，做为国君，虽然晚年他将主要精力都用于修持和推广佛法，但毕竟没办法像出家人那样专心禅修。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还不如无职务的居士更方便专注于实证佛法。再说，那时虽有宝志公和傅大士，但顿悟法门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还没有成熟，达摩祖师也才刚刚来到中国。所以梁武帝在当时未能开悟实证第一义谛，是很正常的事情。另外，做为一国之主，他为佛法的传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菩提心而言，这又远胜过自悟自度的普通佛子了，当时和后世多少人因他而受益！开悟嘛，这一世不行下一世继续努力，或在佛国净土再下功夫，但这一世就能利益很多人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需要有位有权有慧才可以办得到。梁武帝可称圣主。再说他与达摩祖师话不投机之后，经宝志公的点拨，也曾要派使者追达摩回来，这就证明梁武帝不是孤傲之辈，是懂得悔改的虔诚佛教徒。

至于梁武帝晚年在治国方面的失误，主要在他没有了时间和精力。身为君主，学佛是个人的事情，但治理国家是万民的事情。他首先应该把万民的事情处理好，再来忙个人解脱的事情。可人一旦对某事过于专注，难免就会考虑不周，顾此失彼。他不能明白这一点。所以就治国而言，他晚年确实有误，这是不必替他开脱的。但是，国事的变化往往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难以未雨绸缪。易人处之，也未必就能高明到哪里。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是尽善尽美的。

梁武帝还让老衲联想起了唐太宗、唐玄宗。唐太宗道佛并宗，治理国家方面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佛教方面支持玄奘法师译经，极大地丰富了汉地的佛教典籍，泽被后世以及东洋。唐玄宗早年也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但他晚年却安于享受，用人唯亲不思进取，终酿成“安史之乱”，被迫退位，最后郁郁而终，结局悲惨。唐玄宗的结局与梁武帝有些类似，但是梁武帝晚年是专注于佛法修持，始终做到一切简朴、不近女色，并大做佛事功德；而唐玄宗晚年却是贪图享受，在声色犬马中居安不思危，并大兴土木修建华清宫，只为**享受而已。他们开创的盛世，基础也不同。梁武帝是处在割据乱世之中，他建立卓越政绩的基础，就比继承贞观之治大唐伟业的唐玄宗要差得太多，困难也是后者所没法比较的。他二人也有相似之处，即国力都是因经受叛乱而由盛至衰，本人也不得善终。梁武帝是侯景之乱，唐玄宗是安史之乱。梁武帝勤于政事，刻苦节俭，舍身为寺奴，有着佛教徒风范。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梁武帝与达摩祖师的对话——

梁武帝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

再说说昭明太子。此太子有其父梁武帝的风范，聪明、刻苦、简朴、孝顺、仁厚、智慧。昭明太子可谓神童，“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太子所编的《昭明文选》对后世的影响，不亚于曹氏父子领军的建安文学。佛学方面，太子也造诣极深，相信不在其父之下。他的金刚经三十二分则，对后人翻阅吟诵金刚经有极大的帮助。三十二分则完全体现了他在文学和佛学两方面的深厚素养。老衲有时想，如果是他昭明太子而不是梁武帝跟达摩对话，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悟性有没有可能比梁武帝更好一些？可惜啊，他无缘得见达摩祖师，并在梁武帝和达摩祖师的对话之后过了大约四年就去世了，这又怎能传承佛法心印呢？

我们今天研究、读诵、修持金刚经，除佛陀、须菩提长老和译经者之外，还应当感恩于昭明太子。而如果没有梁武帝的提倡和亲自实践，佛法在南朝不会如此兴盛。昭明太子缺乏大的环境和熏陶，也难能有这般的佛法见地为金刚经做分则。所以，饮水要思源，我们对梁武帝父子应心存感激之情！

达摩祖师回答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说：“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再问：“如何是真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