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 第7节
车站里顿时大乱，有的人吓得钻到椅子下面，有的人拼命向门外奔跑。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宋教仁，问他怎么了。鲜血从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来。于右任赶紧跑到车站外拦住了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已是半夜12点，直到第二天凌晨，德国医生才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弹。子弹是从后背射入体内的，伤口离心脏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难忍，但他当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又授意黄克强代拟致袁世凯的电报一件。电文说：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手术之后，宋教仁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不断呕吐，大小便中出血严重。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为防止意外，于右任亲自在手术室内监视手术进行。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谭人凤曾一语道破个中厉害，“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宋教仁的行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当皇帝的梦想。
袁世凯极力拉拢宋教仁，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世凯见收买不成，便开始安排特务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果能顺利到达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当时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
一群新闻记者始终坚守在门外，直到手术完成。可是，做手术的医生很悲观，只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其余的……要看上帝的安排了。”3月22日凌晨3时左右，宋教仁伤势转重，到4时48分终于逝世。这一年，他才32岁。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陈其美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床沿喊叫：“此事决不甘心！决不甘心！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报童们在大街小巷叫喊着：“宋教仁遇害，凶手不明！”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上海支部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移灵仪式，将他的遗体从医院移往法租界内的湖南会馆停放。送殡的队伍长达十几里，加入送葬行列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痛哭失声，围观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宋教仁的遗体被盛放在楠木灵柩中，安放在扎满花圈的马车上，在浩浩荡荡的人流护送下，到达了挂满挽联的湖南会馆。
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
宋教仁年纪轻，阅历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这其实就是书生之见。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这些都只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他还是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显然，危险已经紧紧跟随宋教仁身后，而宋教仁确实不是个有心计的人，对自己的危险全然不顾。而且，正因为宋教仁搞政治锋芒太露，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宋教仁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个性倔强，毫无顾忌。特别是他做起演说来，听众总是掌声如潮，欢声雷动，在政敌听来，就更感到威胁了。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车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一片混乱。10点45分，广播喇叭里播出通知：“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要开车了，请旅客们赶快上车。”这时，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黄兴、于右任、廖仲恺、吴颂华等人。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边走边谈话，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了，宋教仁背后突然闪出一个人，拔出手枪对准宋教仁连开三弹。第一枪射中宋教仁的右肋，斜入腹部；第二枪从黄兴身边掠过，第三枪从吴颂华胯下而过。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跄了几步，便趴倒在一张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