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投名状

到了近代，也有胡适、李敖这样的学者赞同这个观点，不过相对于庞大的传统势力，这样的观点明显是相对无力的。

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社会关系是怎么样的从家庭的关系上就能看得出来了，西方人认为，政府干得好，是应该的，干的不好，那就是你不称职了，就需要换人，而家庭也是一样，父母一旦选择把子女生了下来，就有了责任，养育好了，那是应该的，因为你必须为你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养的不好或是教育的不好，就是没完成义务，因为你把他（她）生下来，却没有尽到义务，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体现。其结果甚至会被剥夺抚养权甚至坐牢。

而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对私人物品的态度，生个女儿觉得不好就扔河里淹死，一点也不会有心理障碍，在他们眼中，既然你是我生的那你本人的生命自然也是属于我的了，我既然是你父母打你骂你都是应当应分的，你不仅不能有怨言还应该感谢我这样辛苦的教育你，如果你有怨言了那就是不孝顺了，那就是天诛地灭人神共愤了。

而引申到国家上的层面上就是掌权者对平民的自主权利的无情践踏，政府干的稍有一点成绩，那你就应该鼓掌叫好，感谢政府感谢国家，如果干的不好，那也很抱歉，你也不能喊出来，你喊出来就是不爱国了。

中国官员喜欢拿爱不爱国来跟老百姓说事，也正如中国的父母喜欢用听不听话孝不孝顺来跟子女说事一样，而一旦连爱国和孝顺被加上了强迫的性质，那么就算披上再如何美丽的外衣便也无法遮盖起丑陋的本质了。

看着那把出现在眼前的青铜斧，林琅月却有些愣神起来，她想起了之前遇到的那个警察。

事实上林琅月并不恨段子良，像他这样的人是中国社会必然的产物，正如千年前的王孙公子或是官员衙内一样，从本质上讲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的社会性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尽管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但是大多数人的内心，依然保持和古代人一样的想法。

当官就是要祸害老百姓，如果不能祸害老百姓，那还当官干什么呢？这种想法不仅仅是当官的有，老百姓自己也有，别看很多人平日里叫嚣的多么激烈，多么愤慨，要是真让这些人当了官，说不定下手还要更黑呢，这不是谁来当官的问题，而是社会性质的问题。

很多人说中国的官场腐败是因为制度的关系，其实更多的是文化的因素，中国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讲究公平性的社会，这一点从中国直到现在依然宣传的‘孝顺’这样一个概念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孝顺是什么？从深层意义上讲，孝顺和忠顺其实都有着一个含义，就是对上层位阶无条件的服从，一个是对父母长辈，一个是对官员帝王，忠孝两个字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古代统治者都以孝治天下？不是说一个人孝顺这个人就会有多好，而是一个人只要孝顺，只要遵循对上层位阶无条件服从的这种概念，那么他基本上也就不会做出‘叛逆之事’。

也正因为如此，稍微有点能耐有点钱的都往国外跑，一旦有了外国身份，那就不一样了，毕竟父母打自己的孩子随便打，但是对待别人的孩子就没那么随便了，尤其是在这个孩子有个膀大腰圆而且还护犊子的家长的情况下。

像今天这种事情，如果她和蒙秋伊只是两个普通的中国人的话，说不得就要到局子里走一趟了，能不能囵吞个的出来都是两说，但是一旦有了外国身份，那些警察就有了顾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新中国的主人不做非要到外国去做二等公民。

这种移民的风气夸张到什么程度，拍建国大业和建党大业这两部主旋律电影的主要演员们，其中竟然绝大多数都是持有着外国国籍，在联系到这两部电影的背景故事，就不得不说是一种绝佳的讽刺了。

中国人管地方官叫父母官，这不是说官员如何如何的好，而是说这些官员可以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可以对治下的百姓做任何粗暴残酷的事情而不会受到道德层面的谴责。

很多时候人们会听到父母这样对你说，你父亲（母亲）就算说的有什么不对，你也应该听着，他（她）毕竟是你的父亲（母亲）嘛，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父母对和子女之间关系的看法了，既然我是你的父母，就算我说的是错的你也应该听着，你要是反对就是忤逆。

而反应到统治阶层就是，我的政策就算是错的你也应该遵守，你要是敢发出反对的声音，那就是不爱国，那就是黑社会。

在中国人们常说要公平社会，但是既然在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面都无法做到公平，整个社会又怎么可能有公平可言呢，既然父母可以凭借自己身份上的优势来剥夺子女说话的权利，那么上位者自然也可以同意这么做。

而能够看穿这事实本质的，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比如三国时的孔融（让梨的那个），他就曾经再给好友的信中写到：“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以现代汉语翻译，这段话的意思是：“父亲对于儿子，有什么亲情可言，论其生子的本意，不过是发*的结果。” 这话说穿了就是——孩子无非是父母发*的产物，父母之所以生下孩子，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希望老有所养，或许希望传宗接代，或是希望自己的人生遗憾能在下一代身上填补，总而言之，这种出发点本质上就是自私的，因此根本就没有什么恩情可言。这也就是后世“父母于子女无恩论”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