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溪给湖广豪绅巨贾所定捐赠数字，加起来的数字为八十万两。
文家和钟家必然是其中贡献最多的两位，接下来便是经营矿业和冶炼业的几个家族，随后才是拥有钱庄、秦楼、赌档、酒坊以及从事棉纺、丝绸、瓷器、印刷等行业的家族，根据厂卫方面提供的数据，从其家族的总资产中抽取一到两成的捐献资金。
沈溪上来就拿两任藩台遭遇谋杀的事情，跟地方豪绅巨贾进行敲诈，要让这些家族倾尽全力凑出银子。
大明朝的商税制定得实在太低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虽然低，但由于只需按照三十比一交税，经营个几代不出事，都能富甲一方，尤其是明朝中后期随着商人子弟在朝中占据高位，甚至结成东林党把持朝纲，商税就更难收取了。
自从太祖立国以来，大明的田赋王额几乎占了朝廷收入的绝大多数，想想南宋仅仅依靠大明一半的地盘却拥有一亿贯以上的税收，而大明在张居正施行推行一条鞭法后总收入也只有四百余万贯，可见商税和田赋失衡的恶果。
种地的农民要承担国家税收的主要部分，太平年景尚能承受，可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必然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沈溪对于湖广豪绅巨贾的家底基本上能做到心里有数，开出的数字，各家咬咬牙都能拿出来，并不会导致家破人亡。不过，拘押的人中还真有不识相的，嚷嚷着要到京城告御状，举报沈溪胡作非为。
沈溪应对的方法十分简单，直接把人拉出去，先打三十军棍，而后亲自指定将其定为郭少恒谋杀两任布政使的从犯，先抄家，家主押解至京城受审，男丁判流放，女眷通通打入教坊司。
这个时候，沈溪不需要讲道理，他要做的就是以武力压制，以他如今的年岁，想让别人敬重他根本太可能，还不如让人畏惧他，只有心生恐惧，才会对他唯唯诺诺，即便这种唯命是从只是装出来的，沈溪也认为达到目的了。